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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午海战过不在将士:应还北洋海军将领公正评价

来源:讲历史2015-07-31 15:16:42责编:桂婷人气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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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内容导读】“以成败论英雄”向来是有些人对待历史的态度,我认为这种历史观是偏颇的,有其势利的一面。对失败者而言,只记住他们犯下的错误和失败,忘记了他们曾有过的英勇和牺牲,…
“以成败论英雄”向来是有些人对待历史的态度,我认为这种历史观是偏颇的,有其势利的一面。对失败者而言,只记住他们犯下的错误和失败,忘记了他们曾有过的英勇和牺牲,只看到他们失败的责任,看不见他们对国家、民族的忠诚,这是不够的。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,至今仍有人将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于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海军将领,甚至指责他们是造成失败的祸首,在北洋海军主要将领身上几乎都背负有不公正的评价,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。
谁应负甲午战败主要责任?
评价北洋舰队将领首先应当分清战败的主次责任。甲午战争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朝末年,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机。政治统治的腐朽没落,战略决策的消极保守,派系党伐的明争暗斗,封建军队的腐败涣散……这些才是导致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。
北洋舰队成军之后,朝廷大员指手画脚者多,真正帮助扶持者少,前来校阅观摩者多,前来解决问题者少。这致使战争即将爆发时,舰队战备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。毫无疑问,北洋舰队将领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但实事求是地分析,许多关键问题确实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。在指责他们负有战败责任的同时,我们更应看到这样一些重要事实:
事实之一: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日,也是停止发展之时。1891年,清廷决定停购外洋船炮两年,丁汝昌十分着急,他曾上奏:“……从前所购船舰,经历多年,已成旧式,机器渐滞,运用不灵,比较外洋新式快船,速率悬异,且快炮未备,难资战守,一旦有事,恐难支拄,请及时增购船炮,以备防御。”但是他的多次建议均未被采纳。大战在即,为应对日本威胁,丁汝昌提出添置新式快炮需银61万两的最低要求,清廷仍旧拖而不办。大战之前清廷大兴土木修园,所花银两再建两支北洋舰队也绰绰有余。大战之后割地赔款图苟安,所赔银两更是令人瞠目结舌。我们不禁要问,连添置几门快炮都办不成的舰队将领,何以承担战败的主要责任?
甲午海战过不在将士:应还北洋海军将领公正评价

事实之二:消极防御战略贯穿北洋舰队作战的全过程,“保船制敌”、“以战为守”方针束缚着北洋舰队,但北洋舰队将领只是这一消极作战方针的执行者,而非决策者。仅举一例:丰岛海战前,丁汝昌对日本舰队来袭就预有判断,制定了亲率北洋舰队主力8艘战舰护航的计划,这个计划开始也得到李鸿章的认同,并授权“相机酌办”,丁汝昌据此提出了“大队到彼,倭必开仗”、“倘倭船来势凶猛,即行痛击”的应对之策,但却被李鸿章训斥后取消了大队护航计划。结果丰岛海战中清舰在明显劣势下惨败。连派出多少兵力都说了不算的舰队将领,如何承担指挥不当的主要责任?
事实之三:甲午战争并非只是海战,陆上作战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,陆海相辅相成,陆岸是北洋海军的依托。陆上作战,尽管广大清军官兵也有英勇作战之举,但总体上是败得快、败得惨。辽东战场,日军顺利占领辽东半岛,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最重要的基地旅顺;山东战场,日军荣城湾登陆如入无人之境,威海港南岸各炮台一日之内全部失守,北岸炮台和卫城守军不战而弃守,北洋舰队腹背受敌,成为孤军,苦苦等待的陆上援军始终未见。甲午战争海战的失败固然影响重大,陆战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,陆战惨败的责任又该谁来负呢?
事实之四:刘公岛被包围后,清廷内外臣工、将领意见纷纭,有的主张舰队出击;有的主张退往烟台;有的主张水路相依,协同作战;有的主张固守威海,陆上增援;最后是哪一种决心也没定下来。结果是,港口被日联合舰队绝对优势兵力死死封住,舰队出击“出不去”;陆岸被日军全部占领,协同相依“依不上”;陆上增援清军无影无踪,坚持固守“守不住”,最终舰队只能走向覆灭。
此类事实还能列举不少,对于一场失败战争,找出其失败的原因教训固然重要,分清失败原因教训的主次则更为重要,否则不足以真正吸取教训。
丁汝昌罪责大多不实
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,至今仍争议不断,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。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:
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、指挥无方。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,领导管理能力不强,造成舰队管理不善。另外,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,完全是李鸿章“任人唯亲”的结果。
诚然,丁汝昌出身淮军,并非海军科班,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。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,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,也不可能不用“能人”,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舰队,不用能人不足以驾驭这支舰队。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,丁汝昌是资历最深、作战经验最丰富、战功最多的将领。行内人都知道,创建一支新军与接手一支老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,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,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,并投入作战,其责任、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。
实际上,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,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。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,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,表达准确,相当熟悉舰队业务,具体到上午操炮、下午操枪、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,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。某次,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10吨,丁汝昌硬是5次追讨,直至补齐,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。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当时清朝上下既无海军传统,又无海军文化,更无人才培养的历史积淀,选用既懂海军专业、又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谈何容易,说李鸿章用人完全是“任人唯亲”,也有失公允。
二说丁汝昌“怯战”,消极保船,贻误战机。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、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。
甲午战争中,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,黄海海战中,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,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。而在抗敌过程中,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。他有许多机会可以推诿卸责脱离战场,但他从未这样做,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、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、谩骂,抱定必死决心,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,直至自杀殉国,这样的人会“怯战”吗?
实事求是讲,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“保船制敌”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,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。将“怯战”、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,显然有失公正。
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,是失败的祸首。这是当时光绪皇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,什么丁汝昌“一贯畏怯避战”,“旅顺危急,率兵舰望风先逃”等,现代还有人提出他是“先降后死”,称他自杀不是“以死报国”,而是自知罪责重大,以死卸责,以免家族遭到诛罚。
这样评价一个英勇抗敌、自杀成仁的将领是很残忍冷酷的。试想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,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,威逼利诱他投降,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“予决不弃报国大义,今惟一死以尽臣职!”时,是一个怎样的心境?在威海保卫战中,丁汝昌以北洋舰队残余兵力多次击退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。“定远”遭袭时,他正在舰上与诸将议事;“靖远”中弹时,丁汝昌正在舰上督战,并意欲随舰俱沉。像他这样一个抱定“船没人尽”决心的人,为何要先投降,再自杀?仅用“以死卸责,以免家族遭到诛罚”来解释原因,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
丁汝昌这种以国家、民族大义为重,忍辱负重,最后时刻尽节以终的崇高品格和爱国精神难能可贵。这一切不应否定,也不容否定。历史应当还丁汝昌这个甲午战争最大的悲剧人物以公正。
刘步蟾没有“怯战自保”
刘步蟾,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“定远”号管带。黄海海战中,在丁汝昌受伤后代为指挥。在威海保卫战中,他英勇抗敌,最终在不得不引爆“定远”后,拒绝投降而服毒自杀。
甲午战争后,国人对刘步蟾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。但至20世纪中叶,他突然又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,在一些学术书籍和影视作品中,其形象变得相当负面。
据查,刘步蟾的这些恶名主要来自英国人戴乐尔(又译泰莱)之手。戴乐尔是北洋舰队洋员,海战时曾担任“定远”舰副管驾,在其晚年所著回忆录《中国事记》中,刘步蟾被描述成为中国将领中的反面典型。由于戴乐尔是海战的经历者,他的话具有一定权威性,因此该书译本被视为研究北洋海军的重要一手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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